战略性矿产资源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新时期维护我国产业安全、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和关键。
从目前国际矿业市场基本运行情况来看，我国是铁矿石、铜、铝等矿种国际市场最大买家，也是稀土、锡、石墨等优势矿种最大卖家。当前我国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已经达到能够足以影响、甚至改变国际供需的程度，这是当前国际矿业市场的一个新因素、新现象。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超大规模市场特征，势必要求拥有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矿产资源保障供给能力，核心在于保供稳价，构筑矿产资源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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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矿业市场新形势和新特点
供给端储备调节是一个周期性过程
后疫情时期，世界的修复需要大量矿产资源提供保障。但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进度和程度不同，且普遍表现为资源消费国率先复苏，资源供给国复苏滞后。经济复苏节奏不一致导致供需节奏不统一，引发全球矿产资源供需失衡。同时，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推动下，大宗商品“量价齐飞”。截至2022年3月底，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各主要交易品种铜、铝、锡、锌、镍等库存量持续减少，而价格仍在高位徘徊。国内以长江现货1#铜为代表，曾一度上涨到最高点75 050元/吨，后又回落，较2月末上涨幅度约4.68%。国内铝价从2022年年初持续上行，3月底长江现货A00铝锭均价22 990元/吨，较月初上涨约1.9%。
疫情破坏了原有矿业市场的平衡，在交通、物流“断流”“断供”情况下，供给侧因减少投资开发项目或生产商减产而造成供给下降，目前库存处于偏低状态，而“补库存”则需要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国际大宗矿产品市场价格巨幅波动也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上游原材料价格及供应节奏的频繁变动导致产业链供应链中下游企业出现被动跟随、频繁调试的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
边际增量及其价格成为大宗矿产品的主要定价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大宗矿产品的定价权被高度垄断。特别是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定价机制一直以来饱受诟病。从长协价到季度定价、指数定价，再到期货定价，国际矿业寡头打着“价格随行就市”的旗号，却行价格操纵之实。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国际大宗矿产品市场期货定价的特征更为突显，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走势的影响极为显著。由于全行业平均成本相对稳定，价格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增的边际贡献量及其价格，即边际增量及其价格成为大宗矿产品定价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全世界铁矿石、铝等几种关键矿产品主要掌握在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巴西淡水河谷、英国力拓集团以及澳大利亚FMG集团四大国际矿业集团手中，从而掌握着铁矿石供应的游戏规则和定价权；产业组织形态呈高度垄断格局，供应商之间不仅极易达成价格联盟，且通过控制边际增量、调节边际价格的方式掌控矿产品的价格走势，并对其他矿种形成示范效应，成为当前大宗矿产品国际定价的基本逻辑。
以最典型的矿种铁矿石为例，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占我国进口铁矿石总量的60%以上，澳大利亚在巴西减产的“档口”顺势提高铁矿石价格，我国进口商、钢材企业的利润空间因价格上涨被侵蚀。
矿产品金融属性增强，资本对大宗矿产品的过度“追捧”助推通货膨胀加剧
为应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各国普遍加大货币供给和采取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促使矿产资源的金融属性进一步强化。国际资本市场将矿产品作为核心资产加强配置，且通过交易频率和仓位调整等方式不断强化其金融属性。通过期货与现货市场联动效应，不断调整量价关系，控制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从而使扩散效应进一步波及实体经济层面。从生产端来看，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传递效应的作用下，中下游厂商成本递增，不得不在价格和产量之间进行被动调试以使终端市场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此外，大宗矿产品金融属性的强化进一步放大了通胀预期，造成物价上行。2021年以来，铁矿石价格创历史新高、铜价居高不下，使成本推动型通胀趋势确立。截至2022年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5%，为近40年来最大涨幅。
战略性新兴矿产成为时代“新贵”
全球数字化与低碳化进程加速，绿色复苏在后疫情时代前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角逐的新赛道。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创新突破和快速应用，不仅拓宽了矿产品的应用范围，也使部分矿种脱颖而出，成为国际矿业界共同关注的新焦点。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原料，锂、镍、钴等原本用量较少的小宗矿产资源的使用强度不断增强，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下的矿业“新贵”和时代“宠儿”。预计未来15年，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走向成熟及电池加工精度的提高，锂、钴、铍、铌等“小众”矿产的需求量还将数倍增长。中国、美国、日本、欧盟不仅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竞争者，也是国际矿业市场上有限供给量的争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