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蒙古国苏赫巴托尔市（Sukhbaatar）嘉尔施尔县（Galshar）正在经受一场沙尘暴。 （纳青供图/图）
58岁的拉戈瓦（LkhagvasurenL）是非政府组织“东北亚环境与农业研究中心”的主任，经常参与联合国背景的蒙古国环保项目。2023年4月20日这天，南方周末记者对拉戈瓦的采访因一场意外中断——他在蒙古国东方省的家经受了三天的大风袭击，停电了。
2023年春天，蒙古国境内刮起阵阵强风。3月20日、4月13日和18日，蒙古国家气象和环境监测局接连发布大风警报。
沙源、气旋、不稳定大气层结，沙尘形成的三个条件在这个春天不断集结。荒漠化的地表提供的沙源，被初春的蒙古气旋卷至高空，乘着大风进入中国。
4月20日，北方沙尘翻越秦岭，四川广元市PM10浓度突破602微克/立方米。4月25日，北京发布了2023年的第8次沙尘蓝色预警。
2023年频发的沙尘天气让很多学者想起了2021年。2021年3月，蒙古国遭受了一场极为严重的沙尘暴袭击，多名牧民在沙尘暴中失踪，包括一名5岁孩子在内，有9人不幸遇难。北京也遭到波及，市中心平均PM10浓度一度超过8000微克每立方米。
“2021年春季华北发生了超级沙尘暴，2022年的沙尘天气明显减弱，但2023年的沙尘又变得很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尹志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近沙尘的年际差异明显变大，这与全球变暖背景下其他极端天气气候有类似之处。“我们在期刊《创新》上新发表的论文就专门谈到了近三年极端气候事件的持续性、群发性、复合性和破纪录等特点。”
2023年的沙尘暴背后是否有相似的天气气候动因？尹志聪表示，相关研究正在加紧开展。“可以肯定的是，2023年蒙古国周边沙源地的冬季气候条件与2021年非常像，降水明显偏少，温度在后期也明显偏高。此外，强烈的蒙古气旋是3月3月19—24日强沙尘暴和4月9—13日沙尘暴的动力驱动因素。”
温度、降水量、气旋强度的变化同样捉摸不定。根据蒙古国科学院2015年开展的调查，蒙古全境77.8%的土地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与退化。在成为沙源地之前，蒙古国首先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2021年，蒙古国自然环境和旅游部气候变化司司长恩赫巴特（D.Enkhbat）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过去的80年中，蒙古国的平均气温上升约2.25摄氏度，几乎是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速度的三倍。
2023年的气候条件与2021年非常像
沙尘源自哪里，可从接力的预警中探寻。2023年4月17日，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发布强沙尘暴预警，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形成的强沙尘暴将从18日起席卷蒙古国全境。同一天，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沙尘暴蓝色预警。随后，中国新疆、甘肃多地遭受沙尘暴袭击，部分城市能见度仅100米。
采用地质学方法追踪沙尘里的元素也是途径。2021年，我国北方地区遭受严重的沙尘暴侵害，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杨小平团队测算沙尘暴粉尘中的锶-钕同位素，发现大多数样品难以仅用中国境内的源区来解释，蒙古国的远源作用明显。杨小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3年的同类研究也在开展中，目前已完成采样工作。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沙尘天气总体上是逐渐减少的趋势。但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截至4月18日，2023年入春以来我国沙尘暴日数和强度已达到近9年同期之最。
新华网援引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分析称，2023年3月以来，蒙古国南部和我国西北地区沙源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至4℃，降水偏少二至五成。下垫面状况利于起沙，成为今年沙尘天气偏多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年春季（4—5月）蒙古国南部至内蒙古中西部沙源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且有蒙古气旋阶段性南下影响，利于形成沙尘天气过程。
沙尘天气的起沙、传输和沉降等过程均与天气扰动密切相关。春季，蒙古气旋常出现在蒙古中部和东部高原一带。有些强烈发展的蒙古气旋会将沙源地的粉尘和沙砾卷入高空，随后像一个逆时针旋转着的陀螺一样，后部的北风将沙尘向下游输送。
尹志聪介绍，不同蒙古气旋在向西移动的过程中，路径会有南北差异，风力大小和高度也会有所不同，这就会导致沙尘被输送到不同的地方。“例如3月20日那场沙尘就主要影响华北和东北，导致哈尔滨机场大范围停飞。而4月10日这场沙尘就传输到了更南的地方，最远在福州都检出了PM10浓度的上升。”
尹志聪所在的气候系统预测基础科学中心还着重研究了2021年春季蒙古国沙源偏多的气候原因，相关成果发表在《国家科学评论》期刊。2021年，位于挪威与俄罗斯北方的巴伦支海和喀拉海的海冰和大气异常，导致蒙古地区前冬温度极端偏低、后冬温度极端偏高；而拉尼娜事件和西北大西洋海温偏暖又致使蒙古国整个冬季降水偏少。高温、少雨共同作用下，土壤干化裸露，遇大风后更容易起沙尘暴。
可能正在迈过气候变化的临界点
蒙古国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二大的内陆国家，与中国接壤的戈壁地区为沙漠、荒漠地貌，占到全国面积的四成以上。蒙古气候干旱少雨，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数据，蒙古国首都所在的北部地区年降水量大多在300至400毫米左右，南部戈壁荒漠地带则在150毫米以下。蒙古昼夜温差大，寒暑变化也很急剧。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短暂而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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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3日，蒙古国库苏古尔湖国家公园，盛夏时节的风景。 （视觉中国/图）
然而，寒冷的蒙古正在不断变热。
恩赫巴特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提到，过去的40年中，蒙古国每年的炎热天数增加了近20天；过去的不到15年中，该国经历了过去80年中最热的10年。
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蒙古国可能正在迈过气候变化的临界点——区域气候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外一种稳定状态的关键门槛。2020年刊载在《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瑞典哥德堡大学团队通过观测树木年轮等方式发现，蒙古国的土壤湿度正反常地处于近260年来的最低值。如今，夏季热浪与干旱同时发生的复合极端事件频率正在大幅增加，且这一变化趋势已经超过气候临界点，可能将变得无法逆转。
恩赫巴特还提到，干旱、炎热导致该国1244条大小河流、湖泊干涸或断流。
北京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主任彭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业内公认的沙尘暴三大直接因素包括风力强度、地面土壤湿度、地表植被覆盖。在全球变暖影响下，蒙古国的这三项因素都呈恶化趋势。
蒙古自然环境和旅游部2010年发布的统计显示，该国每年观测到沙尘暴的天数相较1960年水平已翻了三倍。在遍布着荒漠戈壁的蒙古南部地区，2011年至2021年中每年可观测到20到30场沙尘暴，有30至60天会出现扬尘天气。
存栏牲畜头数不断高企
“天灾”之外，人类生产活动也令蒙古脆弱的草原生态雪上加霜。蒙古通讯社2020年的一篇报道提到，蒙古国的荒漠化面积中56%与自然现象有关，44%与人类活动有关。一项加剧了荒漠化的重要的活动便是放牧。
瑞士发展与合作署的研究员D.Bulgamaa在接受蒙古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考虑到全球变暖下干旱频发，牧草产量下降，蒙古国所能承载的牲畜量约为5000万至6000万个羊单位（以一只成年母绵羊作为标准的牲畜计算单位）。
根据蒙古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82年到2022年，蒙古国的牲畜数量从2480万上升至7110万头，这约等于1.1亿个羊单位。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蒙古草原的承受能力。根据蒙古国气象水文和环境研究所2018年统计，蒙古全境有一半以上面积的草场承载力超标2-5倍，有9%的草场超标5倍以上。
存栏牲畜头数上升的原因众多。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是肉类产品出口量的减少。蒙古国统计年鉴显示，1985年蒙古肉类出口量为3.68万吨，到2015年只有4700吨。
拉戈瓦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牲畜群自然繁衍下每年会增长30%左右。如果市场萎缩，屠宰量减少，存栏牲畜头数自然会增多。
另一方面，牧民们又没有动力缩减畜群规模。1992年，蒙古颁布新宪法，开始拥抱市场经济。在此之后，牲畜属个人私有，政府无权要求牧民削减牲畜数量，但蒙古国草场资源为公有。拉戈瓦认为，牧民在无需负担草料成本的基础上，出于利益考虑会倾向于扩产。
更糟糕的是草场退化带来的恶性循环。亚洲开发银行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夏季高温天气增多，牲畜吃草时间少了，体重下降。如此一来，牧民为维持收入会增加牲畜数量，进一步加大环境压力。
生态人类学学者纳青（G.U.Nachinshonhor）是内蒙古人，曾在蒙古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日本国立冈山大学等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其间在蒙古国进行过多年关于“蒙古游牧与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相关性”的田野调查。“蒙古目前对牲畜数量没有设限，如果设限恐怕会遭到牧民的反对。”纳青表示。他认为，目前蒙古产的肉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认可，利润率偏低。应该在品牌经营和拓宽销路上下功夫，才能摆脱对产量的依赖。
在不损害牧民利益的情况下，削减牲畜数量的努力已在进行之中。201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蒙古国环境、农业部门及地方政府合作，在后杭爱省的28个牧民群体中进行试点。通过刺激销售、资金补贴等方式，成功使得牧民们减少21.4%牲畜量的同时收入未减少。截至2021年，已有227个牧民群体加入这一计划，在5至15年里以每年5%的速度减少牲畜规模。
游牧的没落
美国生态学家哈丁提出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认为，类似蒙古草场这样的公地的存在，会导致每个人都养更多的牲畜。
纳青的观点不同，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蒙古牧民传统的游牧方式对自然环境并没有破坏作用。在蒙古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放牧方式下，气候越是干旱，牧民的游牧距离就会越长，如此才能满足牲畜的养料需求。这种为经济生产目的服务的放牧方式，使得牧民不会在同一片土地上过久停留，从而保护了草原生态平衡。
纳青在2010年前后完成了一项研究，案例地的对比发现，影响草原植被生物多样性的更多是气候因素，而非放牧。
如今，越来越多的蒙古人正在放弃传统的游牧方式。D.Bulgamaa在接受蒙古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蒙古牧民四时迁徙游牧的传统习俗已经没落。中部地区，大部分牧民只会在一年里迁徙游牧两次。牧群的集中践踏、进食、饮水都为草原生态带来更大的负担。
拉戈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传统游牧没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生活的现代化：“城市的居住条件更舒适。另外，蒙古儿童的受教育率在90%以上，而学校大都设在城镇。一个牧民的妻儿在城里生活，他就不可能迁徙到太远的地方。”
如今，蒙古国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一半以上的总人口生活在首都乌兰巴托。随着许多牧民从游牧转为定居，他们的牲畜群迁徙距离也急剧缩小。日本学者200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蒙古国城市与村庄周边的草场退化更严重，这支持了拉戈瓦的观点。
矿业立国
除了放牧，矿业作为蒙古国的另一项支柱产业，也给生态造成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蒙古国地下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矿产有八十多种。苏联解体后，蒙古矿产走向国际市场，成为该国挣取外汇的主要手段。
在此背景下，蒙古国政府短时间内签批了大量勘探、采矿执照。根据蒙古国矿业资源署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蒙古政府已发放4137份勘探、采矿执照，涵盖2600万公顷土地——相当于蒙古全境面积的16.6%。2010年-2015年蒙古国暂停了新牌照发放，使得总牌照数量呈下跌趋势。
矿业开采推动了蒙古经济发展。2011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结果显示，蒙古国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22年，蒙古国采矿业总产值48.2亿美元，占GDP总量的24.34%。煤炭、铜精粉、铁矿石等矿产的总出口额超过百亿美元，占到全部产品出口额的80%以上。中国是最主要的煤炭买家之一。
采矿首当其冲的破坏方式便是开掘地面。拉戈瓦表示，蒙古国的许多矿产的分布位置较浅，因此矿企倾向于露天开采。根据蒙古科学院地理与地质生态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蒙古全境至少有1.83万公顷的土地因采矿而遭受破坏。
“如果你将被破坏的土地与蒙古全境相比的话，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在矿山所在的当地，地貌的变化非常醒目。”拉戈瓦表示，“整座的山被挖空，整段的河流消失。”
除了显见的大地伤疤之外，采矿还会破坏地下水。煤矿开采时会破坏周边围岩水文地质结构，地下水流入矿井，成为浸泡着有毒物质的矿井水。此外，开采出的煤炭还需要洗煤。
蒙古国政府并未忽视采矿后的生态修复。拉戈瓦表示，法规从纳税、牌照管理、水资源使用、野生动物保护、环境影响评估、植被保护等多个角度约束矿企。
上述2011年的统计数据还提到，该年统计的2万多亩损毁的土地中，有4630公顷得到技术修复，4587公顷得到生态修复。一般而言，技术修复指的是简单的回填矿坑，而生态修复指的则是进一步采取干预手段，比如种植植被。
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修复是不完美的。2010年，蒙古国环境与自然资源办公室的负责人恩赫巴特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矿企作业时将地表泥土挖走堆在一边，使得土中富含的养分和微生物全部流失。等矿山废弃时将这些废土回填，撒几粒种子，这称不上真正的生态修复。“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将这些表层泥土平铺在其他地面上，使土壤的肥力得到保存。”
虽然矿山修复还存在监管困难、技术落后等问题，但拉戈瓦认为，10年间已经有很大进步，地方政府在落实修复上变得更加高效，有人因复垦中的违规行为被判刑。如今，蒙古政府要求矿企在开工前就先拟定矿山废弃后的复垦计划，并向环境部管理的一个银行账户缴纳保证金，金额为复垦计划花费的50%。截至2020年9月，该账户约有484.3万美元。
减缓行动
蒙古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行动，力图改变这一现状。2019年，蒙古国政府宣布将在2030年前减排22.7%，2022年，这一目标又提高到27.2%。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表示，将继续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
尽管蒙古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世界总量的0.1%，但蒙古的人均排放量高于均值。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数据，蒙古国2018年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9.5吨，这一数字约为中国的两倍。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观察发布的报告显示，蒙古国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源于荒漠化、过度放牧、林地萎缩造成的土地性质变更。
1996年，蒙古国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并颁布《防治荒漠化和土壤保护法》。此后，蒙古国政府多次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植树治沙运动。2005年以来，蒙古国政府执行一项名为“绿墙”的国家计划，以增加南部干旱和戈壁沙漠地区植被覆盖率。12年时间里，蒙古政府在129.4公顷的土地上种植了6.8万多棵乔木和灌木。2021年，蒙古又推出“十亿棵树”计划，要在2030年前种植十亿棵树。
“破坏植被和植被修复都对沙尘的强度肯定有影响。但影响相对于自然和大气而言，不是一个量级。我们需要的努力不是要将沙漠变绿洲，重点是在沙漠边缘尽量阻止其扩散，按科学的方法对退化的草原进行修复，并让已有的草地和植被不能继续退化。”彭奎表示。
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和种植方式，确实能起到固沙作用。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全林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提到，治理流动沙丘时，需要先采取工程措施，即使用草方格来固沙。后续再优先选择当地的沙生植物，基本以灌木为主。
在彭奎看来，中国在草原管理、草畜平衡、静默修复等方面有一定经验可以交流，中国政府也可以援助蒙古国制定政策，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履约能力。中国智库和民间可以与蒙古国开展草原管理和修复的广泛交流、试点示范和联合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