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潭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明朝弘治二年，平定谭观福之乱后，朝廷设从化县治于此，弘治七年，迁往马场田。横潭复归番禺管辖。新建花都区时，从番禺划归花都区。横潭位于广花平原上，距今花都区新华镇仅一公里，物产丰富，土地肥沃，适合农耕。据民国《花县志》卷六《实业志·耕地状况》记载“第三区按民国时，横潭在花都区第三区除在西南之黄歧山、小朱村、马步坳一带较多水灾外，其他则水灾均少。
土质松厚，为全县之最佳者”，耕作条件十分优越。又“第三区则种稻外，以种麦与马蹄为多，蚕桑亦渐有经营，而荔枝则全县以本区三华店、毕村为盛。”据有人研究，追至明末，横潭就有“姓龙荔枝基”姓袁荔枝基”等多处荔枝基。'可见，至少在明末，横潭已经出现基塘种养的经营方式，而且数量已经非常可观。
除了农业之外，横潭附近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位于横潭墟东部三里左右的青石、海灰石矿“其石青色，可制白灰，以供建筑及肥料之用，现有灰窑数间，销流传甚广，邑中农田多赖之。”虽然这里说的是民国时期的情形，但也反映出横潭附近的矿产资源分布状况。横潭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经济繁荣。水运方面，花都区境内的水运可通舟楫而达于省会者，主要有横潭水和白泥水。
而横潭水“东自苏炯而出迁大东涉、仙阁边至岭头接龙口而下，由九曲、青石转西而会于横潭。西自正逞而出，经铁山，沥贝、小涉而至龙口与苏恫水合，又出自牛枯屯发源。出数里东接正城之水，东流而下山贝叶村。自此稍东则与青石并归横潭，惟横潭可通舟楫以达省会。”从横潭经大益埠、五和墟入巴江河出入广州，可以通行载重在一万斤的木船，并且有客货船来往于两地，在当时是一个热闹的航运码头。
陆路上也更加接近广州，还是横潭墟和狮岭巡检司的所在地。横潭墟建于明弘治二年从化县城设址横潭时兴建，旧址原为村中一条直街，故城“横潭街”。建县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店日益增多，原来的墟市已经不能容纳，遂由附近的乡组织“经纬堂”，集资在村北从化县城旧址扩建新墟。加上当时横潭有渡船直通广州的便利条件，商业日趋繁盛，墟内陆续建有商店多间，成为花都区中南部重要的集市。有人研究，横潭村由于昔日设立从化县城和巡检司的缘故，形成了以横潭大街为中心的烟民藩庶，商贾辐揍，集市繁荣的景象。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讲，花都区后来的发展趋势表明，横潭所处的位置，也是后来花都区经济中心所在的区域。不仅如此横潭村还有着昔日从化县治的良好基础。明代弘治二年平定谭观福之乱后，在此设立从化县治，后于弘治七年迁往马场田。横潭重归番禺管辖。花都区建县时，从番禺划归花都区。明代对横潭村曾有过一番修建，有商业大街、城墙、衙署、书院等等设施，已具县城规模。
据民国《花县志》记载“从化城址从化县城在横潭墟，今属狮岭巡检分治，其城隍庙、儒学地屋，及故城基址犹存”也就是说，直到民国时期，昔日的从化县城城址，依然有所保留。换言之，清初建县之时，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葺，大可不必举行浩大的工程，省去大笔经费。“工程浩大，需费浩繁，非数万余金，鲜可济事。”的难题，也许可以迎刃而解了。
可以说，在横潭设立县城，兼备了交通便利，经济基础雄厚，还可以利用原有的建筑，节省大批建设费用的有利条件，这些优势无论是黄士龙《建县条议》的正迁还是后来的平岭，都无法匹敌的，横潭理应是最为理想的县治选择。花县县治没有选在横潭，似乎颇让人有些费解。但是事实上，横潭村的确没有被当局所看好。
尽管在康熙二十六年的《花县志》中没有提及在花县县治的选择的时候，横潭村没有作为对象的原因。但是修撰于雍正年间的《从化县新志》云“杨五都横潭村属广州府，后五年十八山寇姚观祖复啸聚岩谷间，命行军布政陶鲁、兵备佥事袁庆祥歼其众，事定，建议曰县治密迩郡城，而据贼巢甚远。不能控驭。今流溪马场田地方，土沃民醇，去广州二百里，宜函徙以图久安。”不难看出，从化县治迁徙的原因是“县治密迩郡城，而距贼巢甚远。不能控驭”。
同样出于控驭全县的需要，当事人普遍的意见认为，花山设县，主要的目的在于防备花都区北部的花山地区的匪患，而横潭离花山比较远。“虽然在山丘起伏的地方选择城址毫无疑问不如在平坦的地方好，但人们有时也利用显目山丘和悬崖来增强城墙的防御功能。”所以，花都区建县时，就没有考虑地理位置相对优越，经济繁荣的横潭村。
由此也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最高目的是在寻求地方的安宁，而不是求地方的发展，在安宁的前提下能取得发展固然很好，若两者发生矛盾的，则宁舍后者而取前者。正迁，位于花县城今花都区花城镇北三里，这里地势险要，属于花山地区，向来是盗贼出没之处。广东巡抚李士祯曾说“花山地方延裹，其间的各有车头塾、曹尚、沙帽岭、屋源水、正逞、锤村、沙规、三扶田、黄竹湖、落塘铺等处，率皆万山重叠，路径险僻，自古及今，积贼难除”，是当时花山盗聚集的巢穴之一。
据黄士龙称，正迁一带地方“群峰插天，林木深阻，回环相度”地势险要，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李士祯在剿灭花山盗时，曾“会同番禺、清远、从化三县官兵，驻扎于正迁、屋檐水、三块田、落塘埔、钟村、沙蛆等处，酌量形势，各安兵一二百名，以千、把统之，俱相机堵剿”日。如果在此设县，地近花山，便于弹压。这是正迁作为县治的主要优势，也是黄士龙想在正迁建立县治的原因之一。
另外，正通居于清远、番禺、南海等县中部，交通便利。黄士龙设想中的花都区，应当是以正迁为县治，另由番禺、清远、从化三县会同委官勘查，凡是界连山炯，都图地堡乡村，人民的田土税亩应割归新县管辖，这样的话，大约可以划得周围三百余里地方，径直一百余里，可得钱粮五六千，建立一个中等规模的新县。然后，可以设置官员，广集民众，开荒辟土，同时建设县署、官衙、仓库学宫、神庙、市肆、民居等等。而且建筑县城的材料，石料、砖石、木料等项，可以就近取用而用之不竭。
至于人夫等事宜，因为附近人民饱受匪患袭扰，而建县是一劳永逸，有力地方的事情，因此，人民一定乐意听从差遣，而无不踊跃。再加上如果是从南、番、清、从等县划拨人口的话，估计单单成丁就应该在、万左右，修筑规模仅仅数十丈的小城，工程量，也不过是每百人出一丁，百日可以建成，每丁也仅仅提供一天的劳役而已，不会给人民造成多大的困难，而致民怨沸腾的。关于建筑费用，则可以采取地方捐券，不必动用公款。
建县治于正迁，在黄士龙等人的设想中，也就是一个周回三百里，人丁五六万的中等规模的县。地域包括了原来南海、番禺、从化、清远等县的环花山一带的地区，也即是以花山为中心地带的县域。从这个角度来说，正迁不失为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黄士龙争逞设县的理想最终破灭了。新县的县城没有选在正迁，而是确定在平岭。黄士龙对此是颇有微词的。后来在修撰《花县志》时，黄士龙也多次提到自己的征迁建县的方案。“
康熙十二年，有征剿之役，番禺邑侯王公之麟拉以偕行，军于正迁，仰见群峰插天，林木深阻，回环相度，唯有设邑建城，可握喉吭。王侯称善，复虞力役繁兴，遂不果。”黄士龙的建县于正逞得想法是由来已久，早在康熙十二年，与番禺县令王之麟征剿花山盗，驻扎于正逗时，就已经有在此建县的想法。只是由于王之麟担心力役繁兴，导致人民不满，而只得作罢。黄士龙不甘心自己的理想就此破灭，在向广东巡抚李士祯呈上的《建县条议》中，他又重申自己在正迁建县的理想。但是，从后来建县于平岭，可以知道，他的梦想并没有实现。
正如后来花都区建县时县境的划分一样，正迁也没有按照他的构想成为县治。因为最后清廷批准花都区建县时，由于三水、清远、从化等县，以“该县地方原属小邑，钱粮无多，且去花山新县意远，人丁税亩，应请免拨”为由，拒绝划拨人丁、钱粮，规定花都区只能具备小县规模，而不是中等县规模的县治。另外，依据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理论，正迁营四望皆平，也不是城址的最佳选择。
随着后来花县县治选在平岭之后，正迁营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仅有“城守营兵八名防汛，今改为塘铺”。平岭作为县治，主要的原因是平岭地理位置接近花山，位于花山南麓。建县前，是平岭营所在。据民国《花县志》卷四《兵防》记载“康熙二十一年内，巡抚李士祯会同总督吴大发官兵，分四路并进，剿抚兼用，始底荡平。因调右翼镇游击一、守备一、千总二、把总四、兵八百八十名，分驻平岭、高浦、石林、麻冈等处防守”。
设立县治，驻兵防守，便于弹压，维护地方治安。而且，城东十里有苏炯水，从山后流出，城西五里有正迁水，牛枯屯水，向南汇流与横潭水合。县西南三十五里为横潭水，源出县南正迁诸溪，西南流狮岭，水陆交通，也较为方便。另外，选择平岭作为城址，主要是风水的关系，也即堪舆家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往往与传统的风水观念紧密相关。平岭是李士祯与各县知县，以及堪舆家共同选定的。
家的意见所得出的结论。风水学上认为，“地貌条件，山来时有弯转，有环抱，又与平原交接的”结穴”处为首选。风水认为是山环之地，“吐唇”之地。此类，地高不旱，居下而不被冲刷。”以此而论，平岭正好是花山“连亘串珠，转亥入首”之处，又处于与广花平原交接的地方，而且，三面环山，左辅唐帽岭，右拥石岩塘，恢旷而南，正对白云高峰。地势北高南低，利于通风、采光。与风水学的选址原则，几乎完全吻合，实为风水学的首选。
平岭地区地理位置靠近花山，驻兵防守，便于弹压。基本处于新建花都区的中心地带，交通便利，便于管理。同时具备风水学的优先原则，再加上地势较为平坦，建筑城池时，又可以就近开采器料。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选择在平岭建城，而舍弃了横潭和正迁。县城的城址选择确定之后，即着手筹划营建。但花都区新建，原无基础，工程又相当浩大。
据广东巡抚李士祯、两广总督吴兴柞的奏疏称“新设花都区，城垣、庙宇、衙舍、唤匠，估计材料、石砖、灰瓦价值，匠夫工食，严加核减，尚计需银五万九千七百一十九两，折合银圆为八万二千九百四十三元。”当时呈请于藩司内裤先借银二万两给发兴工，完工后补还。后于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吏部奉旨批复，伤令劝输鼓励修造，不许动用公款。因而采用黄士龙原来所提的建城意见，分摊给百姓负担和劳役。其办法如下
砌筑城墙垛口所需的青砖，按各司成丁指十六岁以上的男丁，每人负担青砖四十块。各司约计成丁五六万，共得青砖二百三四十万块。青砖清砖招匠就地烧造，听丁民自行买办。每丁出银三分多。贫者可割草砍柴交给砖窑，折价换砖。至所需木料，全部就近山林砍伐。将县城附近的荒山、荒地及城内可以建宅的空地，按地价招人承购，所得款项拨作基建之用。
全部工程所需人力，由每一成丁服劳役一天，并以“是役也，为各司谋安堵，其劳当各司共之”为理由，指定番禺的狮岭、慕德里、鹿步三司，南海的三江、金利二司、从化的流溪司、清远的滔江、回歧二司，三水的青江司所属居民，都同样要参加劳役。县城的整个规模是周四百四十丈，高一丈四尺，厚一丈二尺，上广尺，下广尺。
辟四门，上建楼槽，环以月城，警铺一十二间，锥谍六百三十个，成交内外各开马路，广一丈，有泄水滨，处议用砖石包砌，东西北三面皆山，南无壕堑。惟广聚商民以资稠密业经估计达……部埃工筑竣日，请辟四门额名，撰记勒石永垂。规制实为省城北门锁钥，城四门及雄蝶用青砖，城基用白石，城墙用泥砖建筑。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规划有着鲜明的特点，即遵循中心布局的原则。
中心布局原则是中国城市不论是首都或者地方城市，在规划时都要首先选择中心，中心位置确定后，再向四周扩展，框定城市的总体范围。花县城的建设就是这样的。在县城选择之后，即开始筹建县城。首先选择县城的中心，中心位置的选择，是根据地理条件、需要和可能确定的，而不是任意选择的。中心位置选择适当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总体规划。在县城的中心布置县级朝廷所在的衙署。
县署在城中西南，其制中为大堂，左为赞政厅，右为龙亭，库中进为穿廊，为后堂，左为耳房，库右为架阁，库又中进为知县衙，门楼一座，正厅一座，燕室一座，书斋、厨舍，群房各其四周缭以臂垣。由大堂前为露台，下为房屋，中为信道，按原缺石厅在焉。两翼为六房及承发铺长卷庙。庙后为吏舍，信道前为仪门，左为土神祠，前为迎宾馆，右为禁狱，又前为大门，上为憔楼，翼以榜神，东为族善厅。西为申明厅，正南为照墙，横街东西各建一坊，以拱卫县宇，临民出治云。
典史衙在县署左，门楼一座，正厅一座，燕室一座，书房、厨舍各具”县衙作为一种主要的政Z机构，对一个县级行政单位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清朝衙门在清朝社会里一直是一种最令人注意的机构，因为衙门是极其重视行政管理的文明古国的主要政Z管理工具。在清朝朝廷各级的无数司署中，县级衙门对当地人民生活影响最大，因为县级衙门是他们最直接、最经常碰到的皇权形式。
县衙门也是地方朝廷与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代表协商的主要中心。这种私下的活动与公开事务一样，是县级衙门的一种重要职能。总之，县级衙门既为朝廷权威的重要工具，又为政Z交流的主要场所。由于衙门职能的多样性和重要性，它是一个极其繁忙的机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就是说，在一个县级政区中，县衙最主要的功能是代表中央朝廷直接管理地方，教化人民。同时也是官方与地方权力代表、民间的交流场所。这些特征决定了它是一个极其繁忙的机关，是县城以及一个县级政区的政Z、文化中心。
县衙作为一种主要的政Z机构，他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知县以及他的下级官员来执行的。自知县以下的多级衙门官员均在衙门内工作和生活。衙门官员在任职期间，一般住在衙门内，很少外出。知县的主要责任是维持社会安宁和征税。知县作为主要行政官员，他的公务主要是掌管县衙门、调节赋税和力役、审理诉讼、助老人、的职责，祭祀、教化人民、提高文化水平和控制民间风俗。此外，他还负责扶支持士子，甚至监督他们的学业。朝廷委托给县级行政机关几乎都由知县一人承担。
因此，知县的事务十分繁忙，例如花都区的首任知县王永明自上任以来，开山湮谷，修筑城垣等事，每事事必躬亲，任劳任怨，亲自抚慰流离各处的村民还乡归农，遍于穷谷宣上谕。以致“积劳成疾，遵赴玉楼”，病死在任上。知县工作的劳累、繁琐可见一斑。甚至就连清朝最高统治者雍正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州县事务实为繁多”而议添设州县副员一人，以理衙署以外事务。花县城在平岭营址，后靠群山，前临平原，左辅唐帽岭，右拥石岩塘，恢旷而南，正对白云高峰，形势雄壮。
因为平岭地方东西北三面环山，仅南面是平原，止可建三里之城。属于小县的规模。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墙与城市有着非常密切关系。“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的花县城的城墙“周四百四十丈，高一丈四尺，厚一丈二尺，上广尺，下广尺按原缺··…处议用砖石包砌。”是十分坚固的。
城墙上开辟四门，上建楼稽，环以月城，警铺一十二间，雄谍六百三十个，规制实为省城北门锁钥，形成了以城墙为主的完备的防御工事，起着防盗御寇，保护城市的作用。但是在城墙的南面没有建壕堑，主要是为了广聚商民以资稠密。可以说花县城的规划，除了考虑防御的作用外，还着眼于以后的经济发展。在城郊内外各开马路，广一丈，有泄水滨。马路为石砌，首任知县王永明“凿石填坑而成坦道”是花县城的主干道。县城内的主要建筑物的布局严格有序，主次分明，井井有条。
县署为政Z中心，占据全城的主要位置。花都区的县署与典史衙，位于全城的中部地区。县署以入前述，需要说明的是，县署还附带一些重要的设施，如土神祠，在县署仪门内左，“旧制以为惩创之所。每时节朔望，县官行香。”医学，在县治。阴阳学，在县治东。预备仓，在县治东，官厅一座，傲三间，晒场地一段，共周七丈等。
花县城的坛庙建筑主要集中在县城的东面，主要有保佑全城安全的城陛庙，在县城东门旁，“庙中无专祭，惟县官上任先日斋宿，启祀于神”,所冀风雨以时，年岁丰稳，民物咸遂，四境皆安社翟坛，在县城西面，城外半里，以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康熙二十六年《花县志》卷一建置中称花县城“南无壕堑，惟广聚商民以资稠密”。据此，县城的商业中心应在南面。
花都区学宫、义学位于县署的东部，形成花都区独特的文化区，这里南对城墙，背靠县衙，交通便利，地理环境十分优越，是花县城的标志性建筑。花都区学宫，在县署东，“坐子向午，前为权星门，门前砌石，方广一十八丈，对为照墙，东建兴贤坊，西建育才坊，两旁立下马石，门中为神道，渴者入由东出。
西门内石为伴池，跨以石桥，东为更衣亭，西为按原缺，进为庙门，立戟二十四，内东为宰牲亭为什么厨，西为神库，中为雨道，翼以两旁，半为丹埠,西为神位，高为露台，环以石栏，上为先师庙，由东庆出。庙后为明伦堂，前为广屏，翼以四斋学舍。后为敬一亭，后为尊经阁，由东斋南左折而出为礼门，循东庆直南出为儒学门。”其规模较为壮观。学宫是国家承认的正统文化中心，是地方社会对民众传播教化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朝廷对人民思想控制、灌输封建伦理思想的主要机构。
只有取得功名或者有志于仕途的人才能在学宫里学习生活。正如国外汉学家所说的城陛是以自然力和硅为基础的信仰中心，因而可以说是用来控制农民的神学宫是崇拜贤人和官方道德榜样的中心，是官僚等级的英灵的中心，学宫还是崇拜文化的中心。这在康熙二十六年的《花县志》卷二学校记中也有体现“贤侯姐豆其政而忠信倡之，学宫姐豆其教而忠信导之，弟子姐豆而忠信体之，执其器，端其容，敦其本，将见昔之习于顽梗肯化而为诗书之子”。
义学在县署东北，“知县王王永明延聘本学凛善生员谭鼎辉，设教训迪，每年捐送修仪二十四两。凡有志士子无力延师者，令其就学肄业。”'就是说，义学是为有志于考取功名，而无力聘请私塾教师的士子们开办的。此外，除建设县治以外，花都区境内还设有狮岭巡检司署和水西巡检司署。花县建县前，广东巡抚李士祯在荡平“花山盗”之后，于“番禺慕德里之平岭设营防守，调右翼镇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目兵八百八十名，中屯太营余分防要害。”
花都区建县后，官府认为，应在花都区境内设立两个巡检司，遂于横潭、水西两处设立巡检司。设有“花都区驻防城守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目兵四百名。”'的“狮岭巡检司署在县境西南横潭街，原隶番禺县，明初洪武三年建，今割隶花都区署，仍旧制。水西巡检司署，在县东北，近水西乡。基地半属从化，半属清远，盗贼由之出没。明崇祯间，议立清从州，不果。后设番、清、从守备府，今废。今立花都区，议设巡检司于此，以扼险要，署埃创建。”两个巡检司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便于防备花山一带的贼寇，镇压人民的反抗，还有屏障广州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