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资源安全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2023年工作重点是“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需求国。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在第三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上说：“当前，我们国家一些主要的矿产对外依存度比较高，新能源、新材料矿产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国内矿产的勘查开发和增储上产，确保能源资源、重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来自矿业界的代表委员表示，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强化重要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是当务之急。
加强勘查开发
推动关键矿产增储上产
习近平总书记说：“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
有统计显示，世界上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和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来自矿产资源。当前，我国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水平阶段，矿产资源需求种类多、用量大，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撑性地位也将长期保持。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全球矿产资源形式报告》（2022）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45种主要矿产中，中国有36种矿产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有20种矿产消费量超过全球消费量的50%。同时，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也将不断增加铜、钴、镍、锂等资源的需求增长。但与此相对应的是，2021年我国矿产资源进口额占货物进口总额的26％，金、铜等21种战略性矿产对外依存度超40％。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卢进指出，矿产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在矿产资源的供给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同时又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可以保证资源持续、可靠和有效供给的能力。他认为，要未雨绸缪，把矿产资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卢进强调，要加大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力度，加大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以节约资源。对矿产资源安全要加强预警监测，做到心中有数。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要时刻对矿产资源安全程度高度警觉、时刻监测，以保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矿产资源安全。
“矿产资源产业是支撑中国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全国人大代表，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士启也强调，加强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此，丁士启建议，构建矿业权交易市场，让社会资本既有意愿又有途径投资矿产业，积极参与风险勘查项目，实现资源勘查的可持续发展；设立风险勘查专项基金，加大风险勘查投入，利用资本力量加快矿业发展。我国要构建找矿区域新格局，积极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同时，适时启动对地质勘查程度低、找矿潜力好、地理环境相对复杂的高原、海洋区域内的矿产实施勘查开发工作，提升我国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表示，要从国家层面统筹做好矿产资源总体布局，通过找矿增储夯实资源基础。同时要强化矿产资源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和储备体系建设，提高矿产资源供应链的韧性。
据王广华介绍，我国将全面启动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自然资源部已经会同相关部门编制了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十四五”实施方案，重点是围绕紧缺和战略性矿产，加强国内的勘查开发，巩固和新增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接续基地，从而真正实现增储上产。
推进科技创新
夯实资源保障基础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也是矿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尤其是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更需要科技创新的基础支撑。
“推动矿产资源开发的上产增效，科技创新是关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运敏表示，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科技水平仍较为滞后，在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科技投入相对较少。
姜耀东也认为，我国矿产资源供给形势严峻，与勘查开发技术创新力度不够有很大关系。他表示，我国高端找矿技术装备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国外，采矿规模化、智能化、低碳化水平低。为此他建议，加强科技投入，加大地质调查财政投入力度，持续开展关键矿产成矿基础理论和综合利用研究，通过技术创新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表示，当前，资源安全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中央企业要聚焦主责主业，提升国内矿自给率；聚焦科技引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沈政昌认为，要保障资源安全，矿业要强化深海、深地等前沿性矿产资源开采技术的研发。
王运敏建议，增加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科技创新投入，设立《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开发》重大科技专项，并加大对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提升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为基石计划提供科技支撑。同时，统筹规划几个国内资源开发上产增效示范基地，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已有战略性矿产资源基地能力，实现战略资源高质量增效提产，全面创新新建基地的架构与开采模式，超前谋划储备基地的数量与规模。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王广华强调，下一步，要强化矿产勘查的科技支撑。他表示，自然资源部将进一步向地球深部进军，加快启动科技创新的重大专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基础研究，创新找矿理论，实现找矿重大突破；二是在技术和装备方面能够突破“卡脖子”问题，推动高精尖的勘查开发装备的国产化，进而能够更好地支撑国内找矿。
聚焦国际合作
优化资源全球布局
由于国内资源禀赋客观特性，不同种类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分布极不均匀，很多工业发展所需的大宗能源、矿产资源十分紧缺，尤其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新兴产业所需的铜、镍等战略关键矿产资源。据了解，我国铜、铝、镍、锰、石油、天然气等大宗能源、矿产资源储量占全球比例均在10％以下。
“与我们矿产资源庞大的生产、消费能力相比，我国矿产资源整体资源量规模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国内很多关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不足，以及矿产资源可开采总量低已经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丁士启说。
这样的资源现状，让我国矿业企业将目光转向了海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高水平开放更有力促改革促发展。
卢进表示，海外拥有更加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扩大高水平开放是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由于我国黄金资源禀赋较差，大型金矿床少，中小型金矿床较多，平均品位低，黄金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2022年更高达63％。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黄金矿山企业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收购优质资源矿山、入股矿业巨头，还在海外企业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出海经验”，为更多中国矿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提升黄金产业全球黄金市场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卢进指出，应当大力开拓国际渠道，增强海外资源权益获取和保障能力。他表示，我们要抓住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机遇期，积极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要加大矿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培育一批与我国经济和需求规模相适配、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多种方式配置国际矿产资源；要加强睦邻友好和贸易合作，完善优势互补资源贸易体系，确保重要资源运输通道畅通，实现可持续发展。
王运敏也认为，要布局海外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建设，加强与资源所在国之间的合作，投资布局产业链关键环节产能储备。
全国人大代表，奇瑞控股集团董事长尹同跃建议，将锂、钴、镍列为国家的战略储备资源，通过与海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推动资源所在国将上述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开发项目，并引导我国相关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积极参与资源所在国开发和产业链合作。
姜耀东也建议，加强“一带一路”和周边国家矿产资源供应伙伴的合作，构建自主可控的海外矿产资源运输体系，实行“国货国运”。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矿业投资和贸易规则制定，确立与我国地位和经济实力对等的话语权。
调整产业政策
激活矿业活力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认为，我国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之所以形势严峻，与产业政策法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姜耀东指出，我国矿业领域政策法规还不完善，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还未出台，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导致勘查开发动力不足，近几年矿产勘查开发投入持续下降。
有数据显示，我国矿产资源勘查产业不断萎缩，非油气矿产勘查财政投入较高峰期下降三分之二，采矿权固定资产投资较高峰期减少30％。2020年，我国固体勘查投入仅为162亿元，较2012年下降68％；从2013年至2020年，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从1.46万亿元下降至1.02万亿元。2011年至2021年，我国探矿权数量从3.6万宗减少到1.1万宗，下降69％；采矿权数量从10.1万宗减少到3.6万宗，下降64％。
丁士启认为，导致矿业权勘查投资及矿业权数量的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矿业权相关政策的不断加码限制，如地方政府对生态红线范围不经调研一刀切的圈定、国家勘查基金不断减少等等。
因此，丁士启建议，及时调整生态红线、水土保持等政策及其配套规定，加快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要调动市场主体积极参与资源勘查开发行业，认真梳理并修订矿业权配置、流转、行政审批、生产安全和环境等相关政策。近期应加快调整生态红线、水土保持等政策及规定，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行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姜耀东也表示，完善政策法律、加大科技和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加快修订《矿产资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优化矿业发展环境。
王运敏则建议，一是国家发改委下设立矿产资源局，统筹全国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二是把矿产资源列为粮食、能源同等重要地位发展，将矿业由第二门类调整到第一门类，凸显出矿产资源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三是完善矿业产业政策，畅通勘查开发通道，尽快废除或调整《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与国际同轨。
全国政协委员、国城控股集团董事长吴城表示，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周期长、产业链长的特点，应从矿产勘查开发信息公开、资金技术门槛要求、矿业权申办程序与内容简化、投资鼓励、税收减免、技术支持等方面，制定稳定、协调的政策，避免政策频繁调整影响投资者的稳定预期和投资信心。
产业政策对我国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而易见。因此，王广华明确指出，将进一步完善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矿产勘查开发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一些政策，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或者吸引社会资本能够投入找矿行动。同时，将进一步调整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征收方式，将其调整为按照矿山生产真正的销售收入按年收取。
“这样既能保证国家的资源资产的权益不受损失，同时也能够大幅度有效降低企业负担，更加繁荣我国矿业市场。”王广华说。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今年的全国两会已经落幕。但是，随着我国政坛完成换届交替，组成“新阵容”，推进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的国内勘探的开发和增储上产，也拉开了序幕。
